1905电影网专稿 “侵略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罪行。” 这是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》的开篇之语，掷地有声，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滔天罪行。
1931年，九·一八事变炮火震碎东北，家国破碎，生灵涂炭；1935年，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如警钟长鸣，字字千钧：“我国家，我民族，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。抗日则生，不抗日则死。”在最深的黑暗中，中国电影人用光影凝聚星火，点燃了抗战烈焰，唤醒民族觉醒，记录历史真相。
《今日影评》推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策划节目《铭记》，本期走进中国电影博物馆，与导演肖桂云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探寻光影中抗战岁月的回响。
光影初燃，左翼电影运动的星火
1931年，九·一八事变的炮火撕裂长空；1932年一·二八淞沪抗战的血战染红大地，中华民族在剧痛中觉醒，中国电影界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兴起。
夏衍、阿英、王尘无、石凌鹤、司徒慧敏等先驱，以电影为武器，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。1933年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文委电影小组，电影人们开始系统性地创作反映时代呼声的作品。
其中，1933年创作的《桃李劫》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影片以青年学子为切入点，尤其主题曲《毕业歌》的激昂高亢，唱出了“热血沸腾”的抗战决心：“拿起枪来战斗！”这首歌不仅唤醒了无数人的爱国热情，更成为中国电影人爱国红线的起点。
肖桂云导演感慨道：“中国电影人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——爱国的红线，抗日的红线。”《桃李劫》的镜头语言与音乐，激励了一代青年投身抗战，点燃了民族复兴的希望。
长影厂的抗战记忆，《松花江上》的悲怆回响
谈及中国电影的抗战记忆，长春电影制片厂（长影厂）是绕不开的坐标。1947年，长影厂出品的《松花江上》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。这部影片以九·一八事变为背景，讲述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与反抗。
肖桂云导演回忆，长影厂的老导演们多是从战场走来的电影人，他们在物资匮乏、条件艰苦的环境下，用真挚的情感完成了这部作品。影片中，张瑞芳现场演唱的《松花江上》悲怆动人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抗战挽歌。
长影厂的电影人用镜头记录下民族的伤痛，也点燃了反抗的希望。《松花江上》不仅是艺术作品，更是历史的见证，它让后人感受到那段岁月的沉重与悲怆，也激励着我们铭记历史，珍视和平。
亲历者的泪水，肖桂云讲述创作心路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中华民族被卷入生死熔炉。
肖桂云导演以亲历者的身份，分享了那段黑暗岁月的个人记忆：“1945年，我住在哈尔滨，亲眼看到一口棺材里装着被日本鬼子剁碎的遗体。我的亲大爷和哥哥，也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死。”
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，让肖桂云导演在接到抗战题材影片的拍摄任务时，尽管觉得困难很大，但是那份责任和担当油然而生。创作《七七事变》分镜头脚本时，搭档李前宽在写下“壮哉，卢沟桥！壮哉，中华民族的铁血英儿！壮哉，中国的军人！”后，不禁泪流满面，泪水甚至浸湿了稿纸。
肖桂云回忆：“他跟我说，桂云，我心里有数了，这部影片一定能拍好。”那一刻，李前宽的泪水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，更是对民族苦难的共情与对历史责任的担当。
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，还有影片《重庆谈判》中的一段画面：延安人民得知抗战胜利后，点燃棉袄、被褥，蘸上煤油和汽油，欢庆胜利的场景令人动容。
肖导演回忆拍摄时，摄制组全体人员在拍摄结束后加入了扭秧歌的群众，共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。她说：“拍这样的场面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。它让你想到幸福的一刻来之不易。”这一场景不仅再现了历史，更将抗战胜利的喜悦与电影人的使命感融为一体。
薪火相传，当代电影人的历史使命
从《松花江上》的悲怆，到《八佰》的壮烈，再到《南京照相馆》的隐痛，一代代中国电影人用光影接力传递着同一个主题：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。
2025年，新一代抗战题材影片如《南京照相馆》《山河为证》《东极岛》等继续涌现，以细腻的笔触和震撼的画面还原历史，唤起观众的共鸣。
肖桂云导演看完《南京照相馆》后表示：“这部影片拍得很细腻，通过日本人犯下的罪证，证明他们的滔天罪行。”她认为，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历史真相，更让当代人珍惜当下，激发爱国情怀。
光影中的抗战岁月不仅是一段历史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，黑暗已过去，晨光照大野。中国电影人用一帧帧画面、一首首歌曲、一个个故事，将抗战的悲怆与壮烈化为永不磨灭的民族记忆。真正的铭记，是让历史活在当代人的精神血脉里；真正的传承，是让光影成为点燃未来的燎原烈焰。
